1964年的春天股票融资配资网，经过一番波折，我坐着解放军的车来到了北疆新城石河子。
看着这么多的人，汉族人，在这街上走来走去的，我却一个也不认识。心想，现在又能上哪儿呢？脚不停，空荡荡在街上走。
有人在问:“补鞋吗?”我愣了一下。
眼前摆着一排鞋摊。一定是我大脚趾头顶出的地方引起了他们职业性关注。
一排眼睛贪婪地盯着我的脚，似乎使我大失面子。不过仔细一看他们，一个个蹲在街道边，浑身尘土，满面污垢，我又感到我还未失去应有的平衡。
然而也是最后一点平衡了。
慢!好象有一个什么信号，从我眼前一掠而过。
我的同学兼最要好的朋友邓先映写过一部小说，我看过，叫做《冬修》，虽然那是一堆废纸，有一个人物我还记得。
展开剩余93%是卖鞋的!卖鞋的!他在石河子街头卖鞋，卖大头鞋，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后来被人搭救了。
邓先映说，那情节是真人真事，“搭救者”就是作者自己。他把那大汉救下了，还想法帮他弄了工作。在修配厂，就在他所在的那个农场。叫个什么“场”?“莫五场”。
不错，不错，我多年与邓先映通信，都是写的“兵团农八师莫五场”。
有这个场吗?我象发了疯一样，直冲车站，车站售票处的地名，果然有个“莫五场”!我真的疯了。
找到了地名，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人的名字。只是记得叫什么“培”。蔡元培?当然不是。也不会是培根。那么还有些什么“培”?……培?……培?……
我在街头收索枯肠,冥思苦想，拖着胶鞋来回踱步。我想象我当时那个样子，要是做着推敲的手势，其入神之状大概不会亚于月下僧门前的书呆子贾岛。
花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想起那名字来。好象犯了某种畸形的恋物症，越是没希望越是要想。
其实想出了又怎样?邓先映就保险不会吹牛吗?但还是想。那小说中的那个形象实在给我印象太深。我好象觉得那人肯定会帮我，他卖过鞋!
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来。入夜我又回到大众旅舍，再掏一块钱。躺在床上,刚合眼:突然逬出三个字:
--姚、文、培!
没错!没错!是姚文培，是姚文培!我象抓到了一只救生艇，就要下床冲出门去。外面却是一片漆黑。
这还是晚上，还得在这儿过一夜。
我果然找到了姚文培，而且他确实叫姚文培!
这是一个本身就具有小说意味的人物，不会亚于《七侠五义》,或者更接近《水浒》中卖刀的杨志。
不同的是,他之卖鞋最后得到的不是暗算，而是有了个栖身之所;反过来，侠肝义胆，他又救过更多的人。
他四川人氏，出身不坏，以修理、驾驶汽车见长，技术高到惊人的地步。四十年代就随“远征军”去到印度，在南亚一带开汽车，栉风沐雨，东奔西闯。解放后回到故里，似有一段小小的显赫。
可惜为人过于耿直，路见不平常有拔刀相助之举，仕途日衰。后来他讨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情况似乎更不妙。遂决心西出阳关，再展宏图，并约定由他先行，爱妻及小儿子随后。不料他自己首先遇阻，几经折腾(包括卖鞋)始落脚于天山之北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一修配厂。
其爱妻见夫君久无音信，思君心切，便携子西行四处寻夫，不料误至伊犁、塔城一带，时值“伊塔事件”乱云之下，母子均随怆惶人群被高鼻子俄人裹胁而去……
我就在这个大沙漠边缘找到他。我说我是先映的同学，他眼睛一亮，如同已是多年故交，二话没说便叫我住下并且拍着胸脯说:“老弟放心!有我的饭吃就有你的饭吃。”
古道热肠，笃诚可鉴。此时他已年近半百，体魄依旧健壮如牛，一双大手如案头台钳。举目看处，室中就有一巨大台案，上置钳、锤、锯、锉之类，如同武夫的刀、枪、剑、戟。
但除此之外，也就再无别的什么。住室空洞而阴暗潮湿，床头散置几件破衣，均油迹斑驳。铁丝上挂视一洗脸毛巾，已无法辨出是否属于擦拭机件的油纱之类。失了妻儿的铮铮君子，只落得与油纱形影相吊了。
单身汉房间给我带来了许多方便，室中之台案只是姚文培业余为别人效劳的，他并不在这屋里上班。
他一走，整个房子都交给我，我便乐得独享宽余。
第二天下午一下班，他就递给我一个纸条，说是他已经呈了报告，要求安排他一个“表弟”。并且说，他对“厂里”下了一着“蹩脚棋”，他们知道他正在包修几台苏联进口的“老牙车”，要不解决他“表弟”的问题，他就得和“表弟”一块走，就别怪他老姚“撂挑子”啦。
大概此着真有效应，见那纸条，果然已有领导御批:“待研究解决，先给三个月探亲粮。”
姚文培的侠肝义胆，初见时我就未敢怀疑,但果断到这种地步，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夜里他拖出一瓶酒:“来，老弟!关公走麦城，吕蒙正也有落难的时候，算得什么!”
于是我就心安理得地住下来。
这是莫五场的场部。莫五场全名农八师莫索湾第五农场，修配厂属“场直”单位，我不敢奢望就留在“京畿”，但近在“御前”，也许总好办一点吧。
姚文培说，此时已非五八、五九年或六一、六二年，当初那种来者俱收的鼎盛局面已经过去，现在找工作只有靠钻缝隙了，所以他必然揳进一个“硬楔子”去。于是我更加降低标准，把当个农工作为最高宗旨。
修配厂近郊就有一个十三连，属农业连队，邓先映当初就在那里。闲暇无事，我便窜到那里去，有时还在邓先映当初的农工朋友们那里厮混。
那些农工指着先映睡过的床说，他就每夜趴在床上，以脸盆作凳，就着一盏墨水瓶做的小油灯，通宵达旦编他的小说。同室的人们睡不着觉，要吹他的灯，他几乎与别人打将起来。可惜我这位先映学友，做了多年作家梦，前后写了数十万字，除了一堆毛边废纸给我留下一个“姚文培”并使我从中得了益外，再一无所获。
最后他终于承受不住大漠的冰霜，弃求而去，回到了四川走仕途之道了。
且说我在这里住了近两个星期，上面的“研究”还未下来，心里又有点发毛了。
我突然揣摩起那张纸条，“待研究解决”，“研究”的方向是“解决”，这固然很好;但同时要给“三个月”的“探亲粮”，又说明什么?“研究”就要“三个月”吗?
“三个月”，姚文培那“老牙车”还不修好了?“蹩脚棋”还有什么用?对，坏了，一定是上司耍的花招!
成天在风沙袭击中。风沙稍停，我就走出场部去，一个人站在沙漠边缘，看那些沙，那些红柳，那些死亡之境中的甲壳虫。这些东西是怎么一步步爬过来的?后面还拖着长长的纹路。在沙漠里一蹲就是半天。
一天下午，我突然发现左侧的沙海上有片房子，红砖蓝瓦，林木阴森，缥缈中似乎还有个湖泊。以前我怎么没有看见?那一定是个什么治沙站之类的单位。是了，是了，治沙是最艰苦的，难怪故意把房子盖得那么好，以吸引人。
但毕竟最苦，最苦的地方一定没人愿意去。你不去我去!
我象着了魔似地，毫不犹豫就朝它奔跑。已经翻过三道沙梁，它仍在前面，莫名的诱惑仍旧固执地牵引着我。第四道沙梁，第五道沙梁……直到我滑进一道沟壑，两壁的流沙劈头而下。待我从沟中爬上来，太阳已钻进一团云层，平沙茫茫，房子早已杳然无踪。
我岑然四顾，确实没有什么房子。
“是蜃楼!”我大叫一声。惊喜和失望相伴而来。
早就听说有蜃楼的神话，我碰上了!原来神话是真的。但神话到了“真的”的时候，那“真的”也就真正地虚幻了。
不知是怎么爬回来的，跌跌撞撞到姚文培门口，已是午睡起床时分。
姚文培见我狼狈不堪，从头到脚都是尘沙，问我是不是迷路了。
我告诉他刚才遇到的奇迹，他哈哈大笑，又讳莫如深:“好运气，好运气!老弟，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见到过一回呢--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里还有一个老乡!”
我顺姚文培所指望去，屋角正坐着一个人。说是从离此二三十公里的“莫二场”来的，看样子也是姚的同行。比姚年小，也比姚文培显得干练，两只眼睛滴溜溜在我身上转。
姚文培说，他刚才听那位老乡说，莫二场正在收人呢。
天哪!这真是人在家中坐，喜从天上落!刚才的奇遇八成是上帝给的预兆。姚文培当即拜托那人:“那么老弟，我就把他交给你啦!”
此人也是四川人，名胡克强。确也是个修理工，只是技术稍逊一筹。本来他是试车来到这里的，大概拖拉机有点毛病，想让师傅动动手脚明天再回去。但是据说莫二场收人已近尾声，怕贻误战机，便立刻携我徒步而归。
穿过二十公里戈壁，他已汗流浃背了。希望的落日离地还有一寸之距。也许我们要抓的就是那一寸。
半下午时分，我们赶到莫二场。原来这个莫索湾二场正是莫五场一个近邻，同在准噶尔盆地南缘，一块沙漠赋予它
“风沙前哨”的美称。
穿过场部,胡克强把我领到一个工程队,径向该队伙房奔去，那是一个工棚式的大伙房，一进门，蒸气弥漫，笼具高,炊事人员来往穿梭，正把一些馍菜之类递出窗洞外。
胡克强一把揪住一个正在舞勺弄铲的汉子:“出来!出来!”
汉子遂即弃勺而出。
“这是我表弟，你赶快给我想想办法。”
又是“表弟”!这是十分科学的。
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之伟大悠久，其中之一就是亲属称谓之繁富。而“表兄”“表弟”尤具弹性，进可以张，退可以缩，叫你一时还难以非议。
不象我们另一些民族，比如哈萨克或维吾尔，父为父，母为母，父母之上便不再细究，叔伯之旁系则更趋淡化，以至基本没姨表之说。简单有简单的精锐，复杂有复杂的威力。
“表兄”胡克强把我转交给庖厨之士后，也就走了。余下的就待这位庖师越俎代庖。
这位庖师果然不再专心于庖治，转过身，他又把我带进伙房，郑重向他的同事宣布:“这是我表弟!”
五分钟之内，我又有另一位“表兄了”。
这位“表兄”名刘世泽，当然也是四川人。脸型窄而颧骨上的肉很厚,肉厚常是庖师特有的职业性特点。笑时露出一颗金牙，左手只有四个指头，不知是否砧俎之上的壮烈牺牲。
但无论如何，作庖厨之亲属是永远不会吃亏的，常言说，“天干三年饿不死伙老大”，其亲属也至少可两年不死。
眨眼工夫，我面前就堆满了白花花的大馒头和许多肥肉。
“吃!吃!”刘“表兄”咧着金牙说。
问题是太阳离地只有一寸了，夸父不能因贪吃肥肉而饱卧沙场。我很不安，刘“表兄”说:“不要紧，一会儿就去找指导员。”
这里确实是在收人，是专门收给工程队的。
据说近年莫二场搞得很红火，专门的一个工程队，一百多条好汉还排打不开，场里遂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再弄一批年轻力壮的“盲流”再说。
此番收人从上月开始，已经暗中进行了一月,不知还有没有名额了。如此一听说,我便越发紧张起来。
趁我吃饭，刘“表兄”就用那四个指头按着一张食堂进料的表格纸,俯在油糊糊的桌案上,歪歪斜斜写了个《报告》。自然也是他的“表弟”如何如何，请求领导恩准之类。
写完才问我叫什么名字，他空着的。我接过笔自己添上“杨牧”一这里必须向读者交待，这是我首次在档案性文件上起用此名。
我已叫了二十年“杨模”，因生下时算命，命中缺木，故以双“木”补偿之。现发觉双木也不能成林，还不如任其流放去，便取了“牧”字。
四川土音读“模”为mu(并不读mo),直感中“模”音仍与“牧”同，也保持了一点“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英雄本色”，并不象后来有人揭发说是“隐名畏罪潜逃”那样。
如果说“隐名”，在“潜逃”之前，敝乡的《通川报》、《重庆日报》、重庆《群众文艺报》等的稚作前，就曾留过“峰波”、“飞舟”、“危风”等名字，那是彻底地“隐”过了。
刘“表兄”领我去见工程队指导员，站在一个小个子的山东人面前。
他歪着头，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两分钟，目光特别停留在我的黑大衣上。
“念过书吗?”他问道。
“没念多少。”我回答。
“工程队是干体力活儿呢。”
“我晓得。”
“很重咧，担灰浆、打土块、扛洋灰板……”
“我啥都不怕!”
指导员眯眼笑了笑:“嗯，四川人嘛。”顺手在纸上签了句话:“请劳资科批示”。
这么简单，这一关就过去了。
刘“表兄”说，赶快到场部劳资科去，春耕大忙，下了班还有值班的。
原来这工程队也属“场直”，离场部仅有几百公尺。刘“表兄”要忙着收拾饭后残局，我便独自奔场部而去。
很快找到劳资科，里面果然还坐着个戴眼镜的男人。
我递上条子，他匆匆一览，撂了一句:“收满了!”站起来就走。
我想向他再申述几句，他已走到大门边，做出要关门的姿势。我只好出门，看着他大踏步走向厕所。
估计他是急欲解决燃眉之急，解决了肯定还要出来，我便站在厕所外恭候。
没想等了近半个小时仍不见君面，再细看，原来厕所的另一边还有道旁门，君早已“随风去无踪”了。
太阳肯定是落下去了!这“一寸之距”也没有抓住。
“收满了!”“收满了!”怎么人家到处都是“满谷满坑”,我一到就“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呢。
姚文培说现在已只靠钻钻“缝隙”，眼见得似有天门开，越“千嶂”，谁知仍是个“长烟落日孤城闭”!
我象被霜打蔫了一样，拖着步子回到队部。
许多人都围在刘世泽的屋里。全是一帮四川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都在关心又一个乡人的命运。
原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乡俗”，只要有个家乡人来，都要争相看望一番。何况我是庖师刘师傅的“表弟”。
但我得承认，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是真正的关切。如同我在火车上所见，他们自己又何尝没走过同样的路呢。
巴蜀子弟，天府儿女，自“蚕丛及鱼凫开国”以来，就有“四万八千岁”的艰难史。
峨眉横绝，剑阁峥嵘，其险其峻恐莫过于第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阳关路。
他们之中，绝没有一个是堂而皇之“支边”的、“调干”的或“转业”的(当然后来有了少许)，都是惶惶然窃往他乡，或者“自流”，或者“接家”(多属一种美妙的伴称)，或者干脆是劳改的。
在实惠的眼中，四川人多是能干的(难怪下午指导员批条子时还说了一句“四川人嘛”);在流行性的目光里，四川人又多是一些卑下角色。
后来我身临其境了，更加感到在新疆的各条战线中，最肯干、最有吃苦耐劳祖传美德的确实多是四川人。
“四川人”三字本身就有了特殊的内涵。他们在开发建设新疆的战斗中，做出了可称卓越的贡献。他们以此为自己洗刷，也以此为他们的父母之邦争得荣誉。
“四川，四川，你也派一个慰问团吧，去看看你的儿女们，为他们正名!”有一位诗人(不是我)曾这样写道。话又说远了。
共同的遭际常常酿就超过骨肉的一种至情。
在座的这帮四川人中，有架子工，有泥瓦匠，有马车夫，最大的官是一个班长。
好象他们都是我“表兄”，有的送鞋，有的送饭票(其实饭票根本不需要)，并对今天意外的遇阻劝慰不止。
有一个后来我称她涂大姐的女人，竟在那里不断捏鼻子:“多好一个小老弟哟，啷个也受作践嘛……”她在哭。
大家研究的结论是，一起去找指导员。他们相信集体的力量。还是刘“表哥”有主见，说指导员已同意过了，问题已经不在那里，主攻方向仍是场里的劳资科。
这晚我就睡在职工宿舍里，身上盖了不下五六件皮大衣。
第二天一早,刘世泽就亲自陪我到场部。
我直闯那个劳资科，并准备了许多足可以打动人心的话。
一位官员(不是昨天戴眼镜的)看了一眼我的条子，就让我到隔壁去。
出门再看隔壁的屋子，门上竟挂着“组织科”。莫非我昨天闯错了?
组织科里坐着个女人，信手接过我的条子。她自始至终没有抬头看我一眼，仿佛人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条子本身。
她一字字看，一字字写，最后组成一句至关重大的话:
劳动管饭。
章子落下，又红又圆。公章是多么美丽哟!特别是关于吃饭的公章。
那轮落日又升起来了!升起的落日当然应该叫做旭日。旭日的光辉里映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八师莫索湾第二农场劳动工资科”整整三十六个字--
“组织科”里怎么跑出个“劳资科”来，我看了半天也没弄明白。
不过一想，这“兵团”二字本身就不能望文生义，它既非“兵”，也不是个“团”，那么它的最下面的各种“科”，有时随便窜一窜也不足为怪了。重要的是，我一有了“劳动”，二有了“管饭”
走出门，那女人才撂出一句话:“小伙子，你是最后一个了!”
文/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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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